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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梁，鸟巢体育场。
新蹴鞠大赛的第四场正式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一次的对战双方比较特别。先来说说苍鹰队。其实本来这苍鹰队应该是八支队伍当中，在场观众最不了解的一支队伍。他们只是知道这支队伍是由韩琦大人所带领的队伍，韩琦是这个队伍的带头人。韩琦何许人也大家都清楚，现在的他正为了宋夏之间的事情跟范仲淹在边关有些焦头烂额。大夏国派出来的使者其实目的跟范仲淹他们差不多，都是借着和谈的名义，暗地里在做着军事准备，双方都知道大战不可比谜案，所以谁都没有了谈判的耐心，虽说明面上双方每日都会见面商讨一些关于和谈的事情，但是也都是一些避重就轻的小事，比如大夏同意了可以给大宋上供，但是前提条件却是必须要让大宋承认李元昊大夏国的合法地位，这本来就是一个悖论，也是范仲淹等人的底线，所以，这么多天过去了，谈来谈去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边角事情，和谈的实际进展可以说是一点都没有，针对宋夏之间两国的根本问题，双方谁都避而不谈，看样子都是想要通过战争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虽说大家都知道要打仗，但是也要选好时机，怎么样也要等这为时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和谈结束之后再大动干戈。毕竟赵祯这边是下了死命令，在殿试结果出来之前，绝对不能够动用武力。
不管如何，这韩琦大人都是在为家国大事在外奔波，不管他在朝中地位还有关系如何，百姓们对于这位韩琦大人的印象还是不错的，甚至于到了多有赞扬的阶段。然而，对于这苍鹰队，他们知道的就仅仅是，这是一支韩琦从军队当中选拔出来的士兵组成的蹴鞠队伍。可以说，百姓们现在对于士兵的印象就是，心存畏惧，但是内心深处却是不怎么瞧得起这些士兵的。甚至于有钱有地位的一些百姓，还会在心里瞧不上这些士兵。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归根结底，就是赵祯重文轻武造成的一个结果，大家都想着科举及第，而不是想着弃笔从戎，大多数百姓都是以入朝为官作为唯一的出路，而不是想着保家卫国加入军营。确实，这和宋代军事制度一直孱弱，而且军功不会获得很多奖赏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这些百姓们自然是更注重实际利益一些。入朝为官跟去当兵的收益，他们还是算的清楚的。
为了防止藩镇割据、五代十国乱象再次出现，宋太祖和宋太宗时期的“重文轻武”政策逐渐形成。但是，这种“重文轻武”是以“监军”“后勤”等军事形式来体现的。而这些在汉、唐为了防止武将势力坐大都曾经采用过。比如“太监建军”唐玄宗时期就经常采用，甚至太监领兵的杨思勖。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历来被视为“重文轻武”的典范，但我一直不认同。“杯酒释兵权”是历史必然，总比刘邦的“铲除有危险者”、朱元璋的“一勺烩”强多了。这里面既有宋太祖的无奈，也有对军人的理解。
五代时期，各个武将都是拥兵自重的，大将领下面中将领，中将领下面小将领。这就很像东周时期的天子下面有诸侯、诸侯下面有大夫、大幅下面有家臣一样，都有各自的圈子儿。赵匡胤某种程度上只是“势力最大的一个”，而非仅有一个。这是他的无奈。
问题好在所谓的“义社十兄弟”（赵匡胤、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赟、王政忠）还都没有“二心”，给各家兄弟中的有能耐的几位“荣华富贵”防止做大，这是一个好的办法。宋仁宗时代的“重文辱武”其根源不在晚唐到北宋间的“武将乱国”，直接源头就是“澶渊之盟”。因为，“澶渊之盟”使得被北宋朝廷面临“合理性”的质疑。
什么叫“合理性”？合理性不是合法性、正统与否，后两者都是封建社会的糟粕观念。“合理性”任何时代都管用，也就是你这个朝廷是否完成了“保民、让民众有尊严且幸福地活着”。
“儒生堕落”也是一步步的，在宋仁宗时期，儒生掌握了巨大权力，一方面是宋仁宗自由出生于皇家，对民之疾苦、对战争的把握、对朝政的处理等都没有什么经验和能力，因此，必然大放权于儒生；一方面因为宋仁宗时期对儒生的放纵，使得儒生愈发为了自身的统治权力，以“为民”为口实，打压武将。武将存在的价值就是“保疆土、复国土”，在宋辽情形下，武将意图再次北伐、强硬对外，那是肯定的。因此，儒生主要针对的对象也就是武将了。
为此，“重文轻武”在宋仁宗时期变成了“重文辱武”。宋仁宗时期，文臣集团因为“澶渊之盟”后政治发展得到了好处，因此，对收复幽云地区根本不在意。宋仁宗则以“孝”开始巩固自身地位，将“澶渊之盟”后的放弃历史责任行为固定化。
以“庆历增币”为例，当时的掌权大臣基本上都认为“澶渊之盟”既然签订，就应该遵守。从这时起，北宋统治阶层就彻底放弃了传统故地。至于有人拿宋徽宗时的北伐说宋朝从来没有忘记过“收复失地”。
在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宋代重文轻武的问题，说到此处，就不得不提到一位大将，狄青。
狄青字汉臣，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是一个宋代少有的军事奇才。宋仁宗宝元初年宋夏战争爆发，狄青应召从军抗夏，由于英勇骁战，很快就从一个小兵成长为先锋。他既身先士卒，与士兵同甘共苦，又智勇双全，屡战奇功，因此威震西夏，也名动京师，被朝廷倚重为西北边陲的钢铁长城。
五代混战是武将作乱的结果，而宋太祖赵匡胤也是武将出身，后来抢走了柴家江山，所以宋朝历代帝王出于防止武将篡位的考虑，对武将无比防范和猜忌，因此才有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武将受到重点打击和抑制，没有办法施展本领，这也是宋朝一直软弱受欺的根本原因。
但是，宋仁宗却是个非常开明的英主，他对狄青这个十分难得的军事奇才非常赏识和器重。在宋夏和议后，虽然遭到谏官的一致反对，但仁宗并不理会，一路擢升在宋夏战争中屡立战功的狄青为真定路副都总管、步军殿前都虞候、步军副都指挥使、马军副都指挥使、彰化军节度使、延州知州，最后更是提拔他进入最高统治集团核心，晋升为枢密副使，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副部长，官职与副宰相类似。
庆历年宋夏和议后不久，岭南的侬智高叛乱反宋，先后打败杨畋、孙沔、余靖等宋将领，并攻占了邕州、广州等广南地区九个州府。在这紧要关头，狄青主动请缨出战，并很快就平定了广南战乱，使南疆化险为夷。仁宗又不顾众文臣的强烈反对而晋升他为宋代最高军政长官的枢密使。
而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则更是连上三封奏疏，无所不用其极地诬陷冤枉狄青。第一封奏折是《上仁宗乞罢狄青枢密之任》，在这封奏折里，欧阳修极力陈述唐五代武将拥兵自重、谋反篡位的历史，并全凭主观臆断，把狄青说成一个对宋朝廷构成威胁的乱臣贼子：说他居功自傲、目无法度；说他与一帮从地痞流氓、犯罪分子中走出来的士兵混在一起，用心险恶；说他家里最近常出现异象，有谋反的征兆；还说他把将士收拾得服服贴贴，一旦号召起来谋反，响应者必然很多……
显然这些都是对狄青的诬陷，纯属子虚乌有、捕风捉影之谈，但也让宋仁宗开始有所松动了。紧接着，欧阳修又借都城开封和各地的水灾来陷害狄青，连续两封《上仁宗论水灾》的奏折中把凶猛异常的水灾说成是异常天象，老天发怒是因为朝廷无道，这是国家有难的预兆。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而他所说的危难就是仁宗重用武将狄青为中央军政长官，所以他建议当务之急就是罢免狄青的枢密使一职，将他逐出京城。
不止文彦博和欧阳修，还有一些居心叵测的文臣捏造了“汉似胡儿胡似汉，改头换面总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的谶语，说狄青有谋反的可能，所以力劝宋仁宗除掉狄青。
终于，在文彦博、欧阳修等人的再三刻意诬陷下，宋仁宗终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了，准奏调派狄青出任陈州通判，但狄青这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像往常一样去中书省上班。被告知调任之后还天真地问发生了什么事，文彦博奸笑说，也没其他，只是皇上猜忌你。
这一招很险恶也很歹毒，和王侁逼死杨业的“得非有他志乎”一个套路，其实就是说皇帝担心你谋反。这可是株连九族的大罪啊，听到这话直接吓得狄青半死。
文彦博等人还不满足，等狄青到达新的官邸后，他们故意每个月派遣使者来“安抚”狄青两次，其实就是吓唬狄青，不断击溃他的心理防线，狄青被这些文臣精神迫害了半年，就在害怕和惊恐中死去，享年49岁。
其实，宋太祖、太宗对武将的打压还主要出于帝王防范功臣的心理，但后来却渐渐失去控制，成为了文臣作为统治阶层的利益既得者的一致价值观，如果武将得势，哪还会听他们这些文臣的话，还哪里有他们文人的立足之地？
而且，行伍出身的狄青竟然能在短短十年间就一跃而成为中央的最高军事主管，这让那些寒窗苦读数十年还辛苦在宦海中挣扎的文臣们极度不平衡，他们不能容忍一个被欺压的阶层反过来压在他们头上，即使这些将领保卫着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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