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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陆垚跟陆盱表明了自己要闭关看书的决心，在此之前，陆盱虽说已经对陆垚的态度有所改观，不过说到底，毕竟陆垚现在也就是个五品官员，而且还是不用上朝的那种，陆盱心里还是有一些担忧的。对于陆盱这样的人来说，男子汉大丈夫，还是要想着报效国家，入朝为官，才是正经的出路，所以，就算陆垚各个厂子弄得风生水起，再加上其他的各种产业赚的盆满钵满，但是这也并没有让陆盱觉得特别开心。
反倒是这次的新蹴鞠大赛，陆垚在其中的表现让陆盱着实有些刮目相看，本来陆盱以为，这新蹴鞠大赛只不过是跟其他的产业一样，陆垚只是想要通过这个比赛来获得一些名声，又或者是再赚上一笔钱。不过，当陆垚说出这比赛对于老百姓也是有好处的时候，陆盱还是对自己这个儿子高看了一眼的。于是也就有了后来的陆盱鼎力支持陆垚的情况出现。
然而，陆盱和陆垚心中都明白，在如今这个世道，其实对于生长于官员家庭中的孩子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命运，似乎从出生开始就已经注定了，还没有哪个官员的孩子最后不选择入朝为官这一项。不过，陆垚是个特例，其实一开始，他倒是真没有要入仕为官的打算，他本想着，在这汴梁，好好搞自己的产业，好好弄一些工厂，赚钱，潇洒一生，多么快活。
然而，世事变迁，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陆垚对韩家的小姐韩韫玉一见钟情，而那韩永合，又偏偏是个十分喜欢官场的人，他现在已经做了尚书大人，若是想做他的女婿，那可以说不弄个虚名扣在脑袋上，是绝对不够资格的。
当然，这只是一方面的原因，第二点原因，让陆垚决定好好参加这次科举考试的，还是因为之前和棠溪发生的事情，民生疾苦，陆垚知道自己能做的事情实在有限，若是想从根本上改变现在的这个现状，那就只能有一种方法，就是自己掌握权力，去实行变法。
当然，历史上实行变法的人，通常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这一点陆垚再清楚不过了，所以，在自己真的没有到达那个位置之前，陆垚也不想直接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
一来是亲事，客观上必须要在科举考试当中取得好成绩，二来，也是为自己心中的理想铺路，必须在朝堂之上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客观因素还有主观想法，都催促着陆垚去参加这次科举考试。当然，至于如果真的科举及第了，后面的事情，陆垚现在也没太细想。
七天的时间，自己能够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自己也没有想过，所谓尽人事听天命，陆垚也就只能这么去想了。
说起我国的科举制度，那可是有许多的资料可以参考。
科举制度是古代中国及受中国影响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
科举从开创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世界上最后一届科举考试结束于1919年的越南阮朝），前后经历一千二百余年。科举制度的主要考试都是定期的举行的。唐朝科举与宋初科举每年举行一次，宋太宗时期改为每一年或二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改为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通常分为地方上的乡试、中央的省试与殿试。乡试第一名为“解元”，中央省试为“省元”，殿试第一名为“状元”。
唐朝科举考试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法律）、明字、明算（数学）等多种科目，考试内容有时务策、帖经、杂文等。宋朝科举考试有进士、明经科目，考试内容有帖经、墨义和诗赋，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明清科举改为考八股文。
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所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特别是唐宋时期，科举制度之初，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
在科举制度发展成熟之初的唐宋时期，其积极性还占主导地位。但在宋代以后，随着封建专制的非人道发展，科举的消极性越来越大。宋代以后，士大夫知识阶层的文化创造能力每况愈下，人才一代不如一代。
想到这里，陆垚不由得想起了王安石，按照年岁来算，这王安石今年应该是三十左右岁，还没到他出山进行变法的时候，一想到王安石，就不得不提到在王安石之前也举行过变法的范仲淹。其实一直以来，陆垚的那个疑问还没有得到解答，那就是，按照年头来算，现在已经是范仲淹变法之后的时候了，为什么在朝堂之上，所有官员的口中，还有陆垚看到的一些大小事物当中，都完全没有范仲淹变法的迹象呢？
是自己的记忆出了问题，还是说，因为穿越的原因，时间发生了错乱？
说回科举。
周代以“乡举里选”的方式，即由“乡老”（族长）等选拔本乡土的贤士，经过地方长官的层层上贡，直达中央。上贡到王的贤士，由王亲自考试，内容是射箭。在周代以前的社会中，只有统治集团家族的成员才有可能接受教育而成为知识分子，国家机构的各个组成部分，实际上主要由统治集团内部成员所世袭领有，具体表现就是周代的“世卿世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即使有某种举荐选拔，也基本上不超出宗法家族的范围。举荐选拔超越世袭血缘关系的罗网而登上高位的只能是极其偶然的例外。到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世卿世禄制被严重破坏，一些原来不是贵族的下层人士得到破格任用，通过举荐、考核而选拔登进人才的情况越来越多。由举荐考核而任用（以及按劳绩提升）的官僚制度逐渐产生。而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面的扩大更加速了这一过程。
到了汉朝，提拔民间人才采用的是察举制与征辟制。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7年）刘邦下诏命令各级臣下举荐贤才，形成后世乡贡的最初形态。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又两次下诏命令各级官员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对被举荐者采用策问的方式进行考试。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建议，诏令各郡国举孝子、廉吏各一人，后来两科逐渐合并为一科，称为“孝廉”。此外“秀才”也是察举的重要科目之一。孝廉重在德行，秀才重在才能。东汉时为了避讳刘秀而改成“茂才”。唐宋时泛称一般读书应举者为秀才，明清特指通过初级“县试”入学的学生为秀才。汉代各科察举都要通过朝廷考试。但是汉代察举考试与后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区别在于：考试在察举中并不重要，举荐是决定性的。察举以举荐为主，考试为辅，考试基本不存在黜落，“当时未有黜落法，对策者皆被选”。举荐权掌握在皇帝以下的各级官僚权贵手中。察举并不是两汉仕进的最大渠道。从汉初以来”任子“、“赀选”、皇帝和各级官僚的直接辟召仍然进行。一般士人往往时先征辟为州郡吏员，才由上司向中央察举为秀才、孝廉等等。但是，一般没有门路的布衣平民，几乎没有被察举的可能性。
魏文帝时，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由特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间人才，分为九品录用。西晋、六朝时沿用此制。九品中正是察举的改良，主要分别是将察举，由地方官改由任命的官员负责。但是，魏晋时代，士族势力强大，常影响中正官考核人才，后来甚至所凭准则仅限于门第出身。于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不但堵塞了从民间取材，还让士族得以把持朝廷取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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