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浩荡荡去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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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湾很早的时候有个自己的学堂，这个早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我爸就在那个学堂里识字。

后来学堂当然是没有了。

到我上学的年纪，学校就已经在镇上了。那时杨家湾上学的人很多，冬天天还没亮，从杨家湾的最南边开始，一个找两个，两个拉三个，三个等四个，到最北边汇合，十几二十人浩浩荡荡沿着G211向镇上的学校出发，月亮没落下去的话，白花花的照着路面，星星也会格外亮。多数时候，路上又黑又冷，走到半路，大些的孩子组织我们一人拽点别人家门前堆着的麦秆之类，就在路边干涸的排水沟里点燃，烤烤被冻得通红得手，麦秆结霜受潮不容易起明火，浓烟常常飘到路上，车开过来看不到路，就停下来大骂一通，这时大家都抱头鼠窜，我是里面最小的，腿短步子小，只能尽量追着大部队的尾巴，跑到气喘吁吁咳嗽不止。这样干坏事当然会被人告到学校，这时年纪大的几个哥哥就是背锅受惩罚的人。

记忆里，上小学时候的冬天是真冷，下雪不撑伞，不一会儿头发衣服准湿透，教室里没有炉子暖气，上课时，手只想插兜里，不愿意掏出来记笔记。家里有条件又心疼孩子的家长，就给孩子带个小火盆。火盆其实是用家里的小洋瓷圆盆做的，盆边均匀钻三个洞眼，铁丝从洞眼穿过最后在洋瓷盆上方汇成一路拧紧做把手，洋瓷盆内垫一层草木灰，把烧红的木炭放进去，提在手里方便又暖和，放在教室课桌下面，腿脚就热热乎乎的，连带着全身都暖和。这样的火带进教室里并不安全，一则学校课桌板凳门窗都是木头做的，冬天干燥，容易引发火灾，二则小孩子课间总爱打闹，烫着人麻烦就更大，但无奈学校解决不了供暖问题，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加小心防范，我是没有小火盆的人，冬天最多一双漏指手套，写字手冻僵了，就哈口气搓搓接着写，还算幸运，在那样的情况下，手脚没有生冻疮。

放学回家的路没有那么多人，高年级要上晚自习放学晚，低年级的，比如我放学早，就三三两两一群往家里走。看到路上有个结了冰的沟渠，跑去出溜滑下；河里有人在钓鱼，去观摩看看；突然想到某个题，就把作业掏出来，趴在地上写；总之，不会顺顺利利直奔家里的。特别是夏天光景，天黑的晚，路上有各种新奇的玩意就更忘了回家，我曾经有次放学路上，边走路边看别人太入神，一脚踩空掉到河床上，右手肘内侧至今还留着块疤痕，也算是顽皮留下的纪念章了。

2003那年发生了几件大事我记得很清楚。那年，一场非典让整个学校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久久散不去。那年，我的小学搬了新校址，搬校那天，每个人负责把自己的课桌和椅子搬过去，那时的课桌是两人公用，椅子是两人共坐的长条凳，新学校离的不远，我负责搬长条凳，走走停停，终于到了新学校，除了教室看着新点儿，其他的没法和旧学校比。操场还不能称其为操场，杂乱着许多个小土堆，搬进新学校后的体育课因此就变成了劳动课，把小土堆一点点平整后，我就从小学毕业了。那年，我住校了，从每天回家变成每周回家一次，小学五年级的我就过上了群居生活。一个十平米左右的房间，放五六个架子床，每张床上至少睡2个人，有的架子床下铺三个人挤着。我那时留着长头发，没住校前每天都是我妈帮我梳两个羊角辫，住校后不会编辫子，只能梳马尾，我的头发又厚又多，一只手攥不下，马尾扎得也是歪七扭八不像样，住校后大家卫生习惯参差不齐，也就在那年头上还染了虱子。起初住校后我是在学校食堂吃饭，食堂一周都是玉米糊糊，除了周二和周四下午的面条。菜是自己从家里用小瓶子或者小桶带够一周的量，酸菜，腌菜，豆豉等下饭又不容易坏的菜是最多的，每天放学后去宿舍柜子带上自己的碗，然后到窗口排队打饭，打完饭回到宿舍夹些自己带的菜，没有桌椅，只能坐在架子床下铺的床边，端着碗吃。面条是不用到窗口排队的，食堂阿姨把面条装在两个大盆里，盆放在宿舍外面的地上，自己拿碗去盛，刚开始特别不习惯这样的方式，总觉得像是喂猪一样，后来也就习惯了，现在回想起那两年的时光，除了闷热臭烘烘的宿舍和奇痒无比的头皮，其他都还算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