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随时间进入了1963年的十二月，中国各省市的教育部门也收到了一份文件，在文件中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密切关注留学生的思想问题工作，加强对留学生行为规范的管理，对留学生们进行思想引导和教育，一旦发现有人在留学生当中宣传极端思想或是有悖于新中国政策的行为，必须立即上报并且处理，坚决避免这种思想在留学生当中蔓延和传播。
在看到这个文件时，各地的教育部门干部还是有些疑惑的――中央为什么突然发出这个文件呢？不过疑惑归疑惑，他们还是把文件传达给了各个接受留学生的大学里，并且监督这些大学对留学生日常行为进行考核，在此期间，一些大学的老师也会私下抱怨：教育部为什么突然要我们加强对留学生的管理呢？他们平时不都是挺老实的吗？难不成是别的省份地区发生什么事了吗？
很快，这些教师和干部们就明白了教育部下发这个文件的原因了。
和历史上一样，在1963年12月19日，一位叫埃德蒙的加纳留学生醉酒死在莫斯科效外的雪地里，这也宛如一枚点燃了引信的炸药一般，瞬间让此时在苏联留学的非洲留学生们沸腾了起来。
我们在之前就提到过，此时大部分在苏联留学的非洲留学生已经对苏联很不满了――虽然苏联自诩是共产国际的引路者，但是其实此时大多数苏联人民对非洲人民、甚至是来自落后国家的人民还是带有极大的歧视的，当然，如果这些“落后国家”的人民和学生能够证明自己的能力，自然还是很快会得到苏联人民的尊敬的，但是此时的非洲留学生当中，大多数的素质也确实堪忧，几乎成为犯罪的代名词了，而且他们身后的祖国也无法像中国一样高速崛起，成为苏联最重要的“盟国”，所以苏联人民和非洲留学生之间的矛盾自然也就愈演愈烈了。
而且这一时期，境外势力也一直在故意激化苏联人民和非洲留学生的矛盾，举例来说，从1963年12月9日，列宁格勒、加里宁等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向苏联官方报告，来自加纳的几百名非洲留学生正出发前往莫斯科，而根据学生们接到的通知，这是加纳大使馆方面召集的活动，希望留学生们能够在大使馆度过周末。但是事实上，加纳大使馆方面也是一脸懵，他们也搞不清到底是谁通知了这些非洲留学生，于是他们一方面疲于应对苏联外交部的询问，一方面只能暂时对外关闭大使馆，不接待这些留学生，而这些留学生，则开启了自嗨模式，他们连续几天在大使馆门口露营，喝酒狂欢，并时不时地高声抗议苏联对他们的不公，严重影响了大使馆的正常工作，在此期间加纳大使埃利奥特数次试图让学生返回学校，但这种行为反而更加激怒了这些留学生，他们认为加纳的大使已经被苏联人收买了，不愿意站在“同胞”这边，甚至开始对加纳大使及其家人发出威胁，而大使的夫人和孩子更是被吓得一直躲在使馆顶层的房间内不敢出来。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埃德蒙的加纳留学生醉酒死在莫斯科效外的雪地里，所以可想而知，接下来会爆发什么事了。
于是从12月10日开始，加纳乃至整个苏联的非洲留学生们群情激昂，纷纷抗议，18日上午，这些非洲留学生们再次在加纳大使馆聚集起来并且提出了无理要求，随后，在无法得到加纳大使的同意后，这些非洲留学生们便举着标语和海报离开大使馆，排成纵队向莫斯科红场方向行进。在到达红场之后，他们在克里姆林宫前停了下来，并在现场放了一个悼念花圈，上面有已故加纳学生阿多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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